【封面故事】

從自立早報停刊事件談台灣報業發展的宿命

文/何榮幸


知受全球不景氣的影響、或媒體經營者的成敗興亡,已默然的承受著市場經濟的鐵律、亦或是1994年入主自立報系的宏福企業,財團辦報的形象,拖累了自立報系?1999年1月21日,當自立早報宣佈停刊,社會輿論對該事件的反應, 相較於五年多前立報系時,所掀起的討論,似乎稍嫌默瑟。

 在台灣報業史中,自立報系旗下的自立晚報,創刊於1947年10月10日,是台灣第一份晚報 ,在長達半世紀的創業史上,歷經三次停刊、四次大改組、六次搬移社址,有著本土報業 奮鬥成長歷史光環。然伴隨著自立早報的停刊,媒體論域的重點,其歷史意涵,似乎只 剩下由自立工會代表,帶領員工,綁上白布條,走上街頭,舉起標語、看板、呼口號、 唱悲歌,對著老闆陳政忠憤怒的控訴「阿忠、阿忠,言不由衷,只要金錢,不管員工」, 期盼陳政忠出面解決薪資、資遣費、退休金等勞工權益的抗爭事件而已。

 這樣的事實,究竟反映出了什麼樣的現象?是宣示台灣報業已經進入一個徹底、完全市場自由化的競爭,活不下去理當淘汰的事實?或暗示報禁開放後,若干政商二棲,別有所抱,寄望報紙累積政經實力的夢想,終究是南柯一夢,難敵讀者選擇?還是新聞工作者應該悲情的自覺,所 無冕王」,如果碰上不負責的老闆,「記者」終究難逃「乞食」的勞工宿命,「專業自主」的神聖圖騰,是難抗報老闆一紙「停刊聲明」。

 政治解嚴以來,台灣媒體環境的確已經發生變化,報人、報業面對高度資本主義化的政商環境,理想與現實、處境與成敗往往受制於市場生存的危機。只不過,在過去生存危機,繫於政治力的左右較大,現在則是市場經濟掛帥。 報禁時代,自立晚報存續的歷史光環,成就於挺住了若干的政治干預。但媒體環境開放後,該報1994、1999年的二次易主,則宣告政治上的自由獨立,不一定帶來市場上生存機會的自由平等。媒體市場的自由化,不一定能體現新聞言論市場自由、平等的真意。

 報禁開放後,從台灣政經發展來看自立早報的停刊風波,絕非意外,自立報系自國府遷台後,其辦報理念、編採風格,不同階段呈現的特質,相當寫實的反應民營報紙擺盪於政經結構的現實。

自立晚報五十年

 自立晚報的創辦人為大陸報人顧培根。創刊時,台灣剛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國家處於 動蕩困逆,中共全面作亂,政府節節敗退,報人顧培根是感於國家困境而發行。發行宗旨 是:「完全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以民眾的信心與希望,替民眾說話,忠實報導,善意 批評,積極建議,抨擊壞人,歌頌好人,作為政府與民間進一步合作的橋樑」。 國家意識的政治情懷,是自立晚報經營者,當時懷恃的報業理念。 然報紙經營艱困,1949年自立第一次改組,由大陸報人呂子匡先生及鄭邦琨先生以當時 一億八千萬人台幣買下,於1949年9月18日,印行改組後的第一份報紙。1950年,自立 晚報進行擴版,新聞內容漸有起色,逐漸有大型報紙的規模,然正當自立晚報努力試圖 站穩之際,卻因副刊一篇「草山簑翁」被舉發為影射當時寓居陽明山的蔣中正,被指涉有 不敬之意味,經上級核示後,下達「停刊,永不復刊」的命令。成為國府遷台後第一份被 勒令停刊的報紙。懷報國家意識的辦報情懷,終究難敵國家政治力的利韌。

 1951年,由李玉階先生承續排除復刊困難的努力,終於1951年9月21日,正式復刊,這是自立晚報第二次改組。

 前二次改組主事者均大陸報人,加上當局對言論的箝制,報紙風格並無特殊之處,到了李玉階階段,開始出現爭取新聞自由的聲音,自立晚報「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精神在李玉階時代,打下基礎。

 1959年6月18日,在李玉階的力邀下,吳三連先生和許金德先生,加入經營行列,完成自立晚報第三度改組。協議書中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本報言論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倡導 自由民主法治精神,並以公正客觀、超然於黨派立場為最高原則」,此次改組因本省籍 股東居多,使自立晚報與本省同胞關係更為密切。也因此自立報系本土意識逐漸抬頭, 獨立經營、言論中立的立場成為自立晚報特有的風格。

 自立晚報的發展至此走出不同於當時報業環境的政治性意涵,以非主流的姿態,寫下台灣報業史上獨立的一頁。

 1965年李玉階退出自立晚報經營之列,自立晚報第四次改組,強化經營體質,至1968年,自立晚報廣告量躍居第四位。

 1950至1987,報禁開放前,台灣民營紙的所有權人大致可分成二類,一類與國民檔較為接近,報紙所有權人屬外省人,第二類與國民黨關係較遠,大都為本省籍人士,多半出身企業界,與在野黨關係良好,標榜獨立,自立晚報屬於後一類。

 自立晚報創辦以來,台南幫一直為自立晚報的支撐基礎,但發行人吳三連刻意排除台南幫介入新聞編輯政策與內容,使自立晚報在戒嚴時仍能免於外力介入,維持報導理念。戒嚴時代,對自立股東而言,辦報的政治意義是大於經濟利益。

媒體市場競爭激烈

 1980年代,明顯的政治立場成為報紙最大賣點,自立晚報,發行量劇增。但報禁開放後,該賣點逐漸失去吸引力,1988年創刊自立晚報年年虧損。自立報系董事長高清愿直言,「站在企業經營的立場,報社也應該要賺錢的,企業不賺錢就不能生存,報社也應該是這樣」, 對當時經營者而言,顯然政經意義已大於媒體第四權的監督立場。

 1994年六月,台南幫將股權賣給陳政忠與陳宏昌。正如報禁開放後,媒體易主的特質一般,當事者往往政商兩棲,辦報似乎是累計政商資源的另一堡壘。但這樣的堡壘,成功的並不多,首都早報、環球日報、太平洋日報的停刊或轉售,再再顯示流派上政治意識,難抗自由競爭的市場

 自立報系1994、1999年二次易主,無論是台南幫對報紙政治意義為賣點失去信心,或後來宏福集團無法開展出自立晚報衍生的讀者群。媒體市場開放後,市場壓力日增,當經濟不景氣,備多力分的策略,反而成為進退兩難的困境。成本效益的考量就成為報紙存續的唯一法則。

傳統報業腹背受敵

 回溯自立報系一路走來的痕跡,政治逆境,成就其獨立而為的報業光環,然經濟現實,政商勢力旁門左道,終究斷送獨立報業所殘餘的英姿與骨氣。1999年,自立早報停刊事實,各界反應冷淡,是無耐、無助與無法下的必然。

 有人預期,台灣報業的生態,有三種類型的報紙,尚能撐持,一種是大型報團,如聯合、中時、自由等,它們有的是憑藉數十年打下的資金、人才基礎,有的是不斷砸銀子,打開一片天,一類是艱苦但仍舊必須維持的黨報或官報, 如中央、中華、青年、新生等,能撐多久,端賴黨政首長的意願與想法;另一類是專業報, 如財經報、影劇報、兒童報等,端賴「分眾市場」,但有其一定的生存條件。

 但報紙生存的另一個壓力,來自於網際網路,電子報的誕生,以及有線電視,傳統報業的生存空間已逐漸受到壓縮,其面臨市場競爭壓力將更勝於前。

新聞商品化的危機

 更弔詭的是,在新聞市場的「消費市場」上,公正、客觀的深入報導未必隨時都符合大多數新聞消費者的需求。堅守專業質感的新聞,往往敵不過加了顏色的新聞。

 然而商品需求是受供給者制約,甚至是創造出來的。報業了面對經濟環境的現實,無法逃避,也沒有悲觀的權力,但在迎應時,若了然逃逸新聞專業的寄情,悍動的將不只是報業,而是「新聞」這個行業。

 設若新聞被徹底的商品化,那新聞產製下的勞動力,遲早也將被徹底的商品化,難保有一天,報老闆不會基於成本利潤的考量,將新聞產製「專業外包化」,使專業臨時工,成為發揮新聞市場彈性生存的法寶,屆時新聞工做者工作權,不僅是權益的問題, 也是結構性革命的問題。 (作者為世新大學傳管系副教授) {MW}


回第十期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