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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二十世紀，許多媒體在這個交接點上回顧過去一年，甚或是過去百年來。舊時代的新聞與人類大事，以作為對新世紀的展望基礎，我們看到這段期間媒體回顧報導的題材多樣性，也對於媒體本身的發展歷程多了些思考。 二十世紀當中，因為科技發展的躍進，而大幅度地改變人類生活與傳播方式，當我們注意傳播的影響不只是讓人類互通訊息，知道遠方進行的球賽實況，大小戰爭與地區民族衝突場景，經濟盛衰的動態之外，傳播者與媒介工具的本質變化是否值得多一份深層思考？媒體工作者的角色將朝著什麼趨勢前進？媒體的產出，改善了大眾的生活，還是顛覆了應有的秩序？ 當民意調查呈現出媒體是造成社會反感的主要因素之一，媒體工作者在商業利益的壓力下，還有多少思考反省的能力，是我們關切的議題。媒體的鏡頭、文字、報導，讓閱聽大眾感覺到「不舒服」，甚至是認為「厭惡」的時候，台灣的媒體環境改善，絕非是學術界走不出校園的批判，或者是民意論壇式的輿論文章可以解決，媒體工作者的自省程度，與媒體經營者的立場似乎更佔有大部分的比重與責任。 世紀末，媒體與政治人物之間的糾葛爭議，被如火如荼地炒作，似乎是跨世紀的主戲，少數媒體工作者的身價塑造運動，也在懸疑激烈地上演，讀者觀眾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要如何看待這些新聞以外的附帶話題，相當令人好奇。 截稿前夕，立法院通過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將檢察官搜索權回歸法院的新制度，也許有不少人聯想是因為前一段時間，政治人物與媒體單位、個人遭到搜索，或者說是檢察官「詢問」手法的爭議，引起朝野討論，進而快速地成為議案並且通過。我們卻希望注意到的是政治體系與司法體系對於新聞自由的定義和認識，是否有進步的空間。 曾有某些法律專家與關心司法改革的人士提醒，國內司法訓練課程與實務界，對於新聞傳播的定義內涵，或者操作面的環境現況，都還有著不少隔閡與認識缺乏，急需增加新聞人與法律人之間的互動、彼此了解，以避免因為誤解產生的不夠尊重，這樣的問題，我們也期待有更多推動改善的可能性。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新的年度開始，除了關心會員之間更密切的聯繫與意見討論，強化組織性格的嚴謹和客觀，也將積極開拓更多的區域性互動交流，特別是與國際間媒體發展趨勢的融合。而在本地的媒體改革議題上，也將秉持一貫的努力和適切參與。 特別在此感謝過去以來關心、贊助記協發展的朋友，閱讀《目擊者》雜誌並給予支持與批評的各界人士，以及每一位幫忙記協成長的媒體工作者，讓媒體改革進步的夢想得以有實現的可能與成果。 （作者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