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司馬文武曾任「八十年代」雜誌社長、中國時報記者、首都早報社長，現任新新聞周報董事長、台灣日報發行人，從事新聞工作超過廿年，長期以費邊等筆名撰寫政論專欄，並為首都早報、新新聞雜誌靈魂人物，是台灣新聞界代表人物之一。

報禁解除前後黨外刊物遭查禁的那段往事，可以說是不堪回首，幾乎沒有人敢談當時那些比較有好奇心、有主見，敢幫黨外忙的記者，後來在報界都比較有成就，像陳國祥、胡鴻仁、陳浩、李旺台，現在都當家了，還有些你們想像不到的人也在幫黨外雜誌寫東西。

　關中曾經批評我發動各報醜化他，事實上那些文章都是各報黨政記者協助撰寫，我們不可能知道那麼多，我常開玩笑說這些大報黨政記者是在「自我救贖」，把他們不可能在報上發表的國民黨醜陋內幕刊登在黨外雜誌上。

　當時的查禁工作表面上是文工會和新聞局在負責，事實上都是由警總執行。一開始時，查禁還有點標準，後來根本不分青紅皂白，只要是黨外雜誌都禁。

警總查禁漫無標準

　我曾經向當時的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反映過此事，但文工會說是警總沒水準，警總說是文工會下命令，雙方互相推卸責任。當時有種說法是：「你亂判，我叛亂」，既然警總亂查禁，有些人乾脆亂寫。

　政府則經常找一些新聞學者來發表評論，說什麼雖然應保障言論自由，但也應顧及社會風氣、文化等等；記得那時幾乎都找李瞻，如果他看過我們的雜誌再說話也好，偏偏他連看都沒看過。

　警總會打聽我們何時付印，然後去印刷廠守候，看到雜誌就沒收。後來我們學乖了，不要一次印，分期印，總有一些可以倖存。雙方甚至建立了一套「遊戲規則」，他們裝做沒看見我們藏起來的雜誌，這樣怕出事的印刷廠可以拿獎金、警總的人可以交差、而雜誌也可以繼續出，大家皆大歡喜。

首都早報充滿理想

　進中國時報後，我和南方朔、周天瑞、胡鴻仁這些同事一心想辦報紙，但因為沒有錢，只好還是先辦雜誌，新新聞就是大家湊出兩百萬元辦起來的；老康籌辦首都早報時曾經找我，但我不願意掛政治人物的招牌，所以一直到半年後他不選立委了才同意。

　報禁解除後最具代表性的報紙，是吳德美的環球、羅福助的公論報和康寧祥的首都。首都充滿理想，為了避免被財團控制，所以股東分散，後來發現這樣根本行不通，因為股權分散，沒有人把它當自己事業，沒有人願意花錢。

　但報紙是長期投資，所以全世界的報紙都是家族企業，而且還得靠別的事業支撐。由於增資不成，首都那時每天要虧五十萬，股票上市這個唯一的希望，又因為股市崩盤而落空，感覺就像在隧道中，看不到盡頭的光明，不趕快做個了斷不行。

　事實上，首都停刊醞釀了好一段時間，但消息不能外漏，怕債主上門，也怕影響員工情緒，只好假裝一切正常。

對抗威權精神愉快

　有人說首都關門是因為台獨色彩太重、太激進，但這並不是主因。

　我到首都之後，取消了專門談台獨的言論版，把總主筆換掉，當時還引起相當大的反彈。但不是我反對台獨，而是全世界的報紙沒有這種言論版，既沒有創見，也沒有統計資料，誰會看？

　其實首都相當正派，內容也很有特色。例如郝柏村剛上台時，首都開了半版的軍事版，專門談郝柏村，另外還有環保、醫藥和文化版，而首都的人才也很多，如果增資成功，還是會有機會的。

　也許我天生喜歡做苦差事，就像我冬天喜歡去冷水池游泳一樣，有被虐待狂。黨外時期日子有一餐沒一餐，沒有錢，但是對抗威權的感覺卻很愉快。

　習慣和警總周旋後，我連黑道也不怕。因為我們幫黨外的忙，有些黑道對我們很敬佩，各國政府外交官來台灣，如果找不到黨外的人，就找我，海外同鄉會更視我們為民主鬥士，我們也因此發展出相當廣的資訊網絡。 {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