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競爭激烈、資訊流通自由的社會，未必就是公理得被彰顯、人們有情有義的社會。

　正因為媒體被經濟優勢力量操控，加上政經勢力的共生結合，言論的多元性早在媒體競爭過程中被削弱，甚至被市場所決定。因此寄望媒體在解嚴十年後的台灣，發揮以人民為主體的監督功能，顯然是寄望過高。

社會安全機制的貧弱

　這十年的台灣，歷經一場加速的新生代謝過程，許多社會問題隨之迅速坐大，政府卻來不及建構社會安全機制。

　於是，可以發現愈來愈多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不時佔有平面、電子媒體的顯著篇幅，社會現象往往只被報導者凸顯「出格」的詭奇絕異的表面，至於背後的成因，則受限於時效、人力調度、篇幅，甚至編採團隊的觀照能力，被列為次要考量，甚或忽略。

　至於什麼是「光怪陸離」，又是一個涉及價值判斷的課題，可以說，服膺市場經濟法則的媒體，是以社會主流、多數人的價值去衡量「光怪陸離」。這種標準沒有是非可言，只是對照到一些社會問題時，主流價值的尺，便無法觀照到社會邊陲之所以發生「出格」的原因。

　於是呈現在商業媒體中的弱勢，可能是被扭曲的，是核心者眼中的「弱勢」，而非真正處於無助處境者，而長期被主流價值擠壓在邊緣的弱勢者，很可能被形塑成直接牴觸多數人利益的「麻煩製造者」。

弱勢者為何抗爭？

　這種偏狹的目光，隨時得見，發生在今年大學聯考首日的「耀元電子員工自救會」阻街抗爭，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在許多媒體凸顯主流利益價值的報導中，沒有人想到這個問題：是誰讓耀元失業員工選擇這條路？

　事隔月餘，許多人記憶中的新聞事件，是那個在台北忠孝橋下，從私家轎車上衝下來，怒指攔路的失業工人的大男孩，「我才十八歲，我要考試，你憑什麼阻擋我的前途？」

　那個畫面裡，一群失業男女擋住許多人的去路，發生聲音的是警察、家長、考生，當然，還有不少從其他現場剪輯的教育、勞工政策等官員的談話，不過呈現的都是一致地指責。隔天的報紙上，看到的事實呈現，與電視沒有太大差別，只有少數報紙有耀元工會的致歉說明。我們看到的是無辜學子、蠻橫自私的失業勞工，但誰是真正的弱勢呢？

　有人說，在一個重視文憑的社會中，考生的權益是不能被挑戰的，失業工人的作法註定了被社會抨擊。可是就因為這群工人撞擊的是主流價值、多數人的利益，就被判定必遭輿論唾棄的命運？

誰才是真正被犧牲者？

　不要忘了，在整個事件中，抗爭才是新聞主體，做為採訪者，除了質疑抗爭手段，首要的問題應是：為什麼有抗爭，接著是被抗爭的對象，有何回應？如果抗爭未獲回應，或是談判破裂，被犧牲的有那些人？

　依循這個邏輯，不難發現，問題是出在失業工人遇到不負責任的業者，而政府未能適時發揮保障失業工人的公權力，坐任不合理的抗爭發生。說得直接些，勞委會等相關單位就眼看著失業工人抱著滿腹怨憤，在考生必經之途引爆路障，讓這些棘手的抗爭者被社會多數人的指責所懲罰，失去抗爭的合理性。

　是誰讓考生被犧牲，其實很清楚，公權力無法伸張，就讓這些即將爆發的炸彈走上街頭，去傷害更弱勢的族群，反過來，另一種更大利益矛盾淹沒了勞資衝突，模糊了問題的本質。

　的確沒有一家媒體質疑勞委會，為什麼明知有這場衝突，卻沒趕在事先擋下這不必要的傷害。大家都做了一致該做的動作：忠實地反映肉眼可見的現實，對於最直接受害的考生抱最大同情。

　這沒有不對，不合理的抗爭手段本來就不能姑息，可是在責難之外，是否可以多一些關照，當這些明知會被社會不諒解失業工人，挺身走險抗爭時，必然有些被迫冒險的原因，那不是一般衣食無虞的人能體會的，所以也不能用一般尺度衡量是非。

相對性才能避免一致化

　多一些相對性，可能是避免被「一致化」的好方法，畢竟在主流價值的大框架中，是不容易發現到真正被壓迫、無助的弱者，一些在體制內還可尋求到解決之道的弱者，充其量只是處境不佳，過度凸顯這種困境，只能讓弱者變成媒體中的另一種「特權」。

　例如最近時興的窮困家庭上電視節目訴苦，博取同情。這種輕易施捨同情的採訪態度，長久下去會讓那些真正在體制外投訴無門的邊緣弱勢，被輿論徹底遺忘，也使得大家看待問題的態度流於淺浮。

　媒體的功能本來就是在公權力之外的監督力量，對於社會的穩定有一份守望責任，如果媒體一味服膺主流價值，忽略了那些潛伏在社會邊緣、底層的不安定因茸在社會邊緣、底層的不安定因素，有一天，類似耀元電子失業員工的抗爭方式會層出不窮：走投無路者，以最原始的方式去掠奪另一種弱勢的利益，以獲取生機。

　這不是文明社會的手段，卻是一個安全機制不足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看不到這一點，媒體有一天很可能也會成為被犧牲的抗爭標{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