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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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樸的勇氣、正義感、使命感不是不重要，而是媒體不能再以「正義守護神」自居，以為只要秉持「同情」、「善意」、「給弱勢族群說話機會」等原則，就可以拿著隱藏式攝影機偷拍拒絕受訪的弱勢族群…… 看過賣座電影「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 ）了嗎？不要以為那 只是電影中的虛構，隱藏式攝影機所呈現的媒體暴力，正在台灣社會各個角落真實上演 。問題可能只是：下一個「楚門」會是誰？ 獨立製片導演陳俊志於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按鈴控告東森電視台「驚爆內幕」節目盜用 「美麗少年」同志記錄片畫面（以下簡稱陳俊志事件），此事件除了反映媒體對於影像 智慧財產權的漠視，更曝露媒體在報導同志人權等弱勢新聞時的種種迷思；面對報導 重心已由「政治人權」逐漸轉化為「社會人權」的台灣新聞結構變遷，新聞工作者若 不能在專業素養方面與時俱進，則媒體對弱勢族群的扭曲與污名化、媒體與弱勢族群 的衝突仍將層出不窮。 從政治人權到社會人權 以隱藏式攝影機企圖偷窺同性戀等弱勢族群的「神秘世界」（「驚爆內幕」節目用語 ，但弱勢族群難道不是在社會壓力下才「被迫神秘」嗎？），東森電視台絕非首例， 未來更不可能絕跡。在電視台收視率競爭如此激烈的惡質環境下，「陳俊志事件」提出 的問題其實是：台灣新聞工作者在報導弱勢族群新聞時，到底應該具備什麼程度的專業 素養？ 過去台灣媒體首當其衝的是「政治人權」問題。在數十年政治高壓箝制的戒嚴時代， 新聞工作者的最大挑戰、社會對於媒體的最大期待，基本上都是環繞著政治民主化這個 核心議題打轉；在「政治人權」成為報導重心的年代，反對黨的新聞能不能公平、對等 呈現，以及媒體是否質疑不合理的政經結構，遂成為社會檢驗媒體與新聞工作者的最高 標準。 在「政治人權」問題次第獲得解決，台獨、二二八、白色恐怖不再是媒體視為洪水 猛獸的政治禁忌後，關切女性、勞工、原住民、同性戀、老人等弱勢族群處境的「社會 人權」問題開始搖身成為媒體報導重心；但與政黨政治、言論自由等「政治人權」面向 的其理自明相較之下，「社會人權」因為必須與社會主流價值激烈抗衡，所以也承受 更大社會壓力，遭受媒體扭曲、污名化的程度往往更為嚴重。 社會人權的專業素養 而媒體、新聞工作者在面對「政治人權」與「社會人權」時所需的專業素養是截然 不同的：前者需要的是素樸的勇氣，以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正義感與使命感；後者卻 更需要真誠與耐心，佐以各種專業、次文化知識與人文關懷，才能真正尊重與了解弱勢 族群。 也就是說，媒體在處理弱勢族群新聞時，不能僅用公平、政經權力分配等檢驗「政治 人權」的角度來量化。弱勢族群固然也需要曝光量、能見度，但卻更害怕被扭曲誤解所 受到的巨大挫敗，以及被偷窺、非自願曝光後造成的二度傷害。處理「社會人權」所 需要的新聞專業素養，遠比處理「政治人權」更為深刻複雜。 這也可以說明社會各界對於媒體開放（尤其是電子媒體百花齊放）後的憂心，媒體 高度服膺商業邏輯之後，「眼見為真──鏡頭即真實」、「恩捨式報導──動機為善 即可侵犯人權」、「剪貼式報導──真相需要拼湊與重建」、「平衡報導──兩面俱呈 就是真相」、「媒體相護──家醜不可外揚」等種種「專業」心態被無限上綱，SNG與 隱藏式攝影機的媒體暴力無所不在，現場重建、虛擬實境甚至「假演出」也都成為 「還原真相」的必要條件，社會如何期待數量愈來愈多、條件愈來愈好，但也愈來 愈年輕、愈來愈急功近利的新聞工作者掙脫這些枷鎖？ 「正義守護神」的迷思 在「社會人權」受到重視的此刻，素樸的勇氣、正義感、使命感不是不重 要，而是媒體不能再以「正義守護神」（就像「楚門的世界」片中那位與全能的神無異 的電視製作人一般）自居，以為只要秉持「同情」、「善意」、「給弱勢族群說話機會」 等原則，即使與社會公益無關，仍可以拿著隱藏式攝影機偷拍拒絕受訪的弱勢族群， 或者在嚴重傷害弱勢族群後義正辭嚴卸責。 對於弱勢族群而言，傷害就是傷害、污名就是污名，不會因為媒體的善意就能減輕創痛 ，更何況這種「善意」往往隱藏著商業利益與收視率競爭。 「陳俊志事件」的意義， 不僅在於獨立製片社區、影像工作者為捍衛影像智慧財所做的努力，以及異性戀主流 霸權對於同性戀次文化的再次人格摧毀與踐踏，更在於提醒台灣新聞工作者：我們已經 具備處理「社會人權」所該有的專業素養了嗎？ 「楚門的世界」片尾其實是令人絕望的：兩個保全人員從螢幕目送楚門走出超大 攝影棚後，繼續轉台看其他的節目。這個結局的確傳神刻畫出電子媒體的強大威力， 以及民眾對於電視節目無可救藥的依賴。但是只要想想「每個人都可能是楚門」這個 現代傳播命題，以更多的時間、更大的壓力刺激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成長，或許台灣 傳播生態還不致於那麼悲觀。 （作者為《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 {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