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孝心
| 在跑了多年的勞工新聞後，徐國淦在毅然重拾課本，投考政大勞工所，繼續在勞工 議題上充實自我。 |
|
和和大部份在職研究生一樣，現任職聯合報勞工組記者的徐國淦在求學路上也比一般生更辛苦，過程可以說酸甜苦辣，五味雜陳。對他來說，到了這個年紀，在實務界也有了一定的資歷，再回過頭來讀書，所求真的無他，單純只為了讀書而已。尤其以� 背景－－一個博士太太的丈夫，在他身兼二職的家庭主夫終於卸任後，他毅然地重拾書本，投考離家近的政大勞工所，一償宿願。 兩個多月來，早上上班，下午上課的生活從未間斷過。他說：「我比一般人幸運，公司主管在時間的調度上給我極大的彈性，使得我能同時兼顧學校與工作」。不過他強調在職生在選課上還是有其先天上的限制，就以他個人而言，為了兼顧工作，他除了個人興趣的考量外， 相當程度地受限於課程上課的時間，也就是說他必須把早上留給報社，下午才能留給自己，，相信這種情形不只是他的困境，也是大部份在職研究生共同的問題。 由於太太在學術界有相當的成就，目前太太已取得博士學位在世新大學任教。早些年，為了讓太太專心讀書無後顧之憂，徐國淦體貼地自動負起家計和照顧家小的重任，也因此使得他的求學計劃順延至今，如今太太學業有成，他自然有一股無可言喻的成就感，對他來說， 工作和家人是他的一切，也是推動他繼續向前，穩健踏出每一步的動力。 當初甫自輔大大眾傳播系畢業即進入聯合報，而且跑的是熱門的政治新聞，在這個人人稱羨的光環背後，徐國淦並不快樂，因為他覺得那時候的他找不到真正的自己，農家子弟出身的他，身上流著純樸的血液，他說由於覺得在立法院、國會跑線與他的個性格格不入， 因此他自動申調採訪一向不為人重視的勞工線，頗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宗教襟懷。而這個在別人看來也許是自毀前途的舉措，個性頗為理想化的他卻認為，對他而言，自請申調到勞工線其實是「轉進」，因為在這個採訪線上，他找到了他以為失去的熱情。他同時也很感慨地說， 由於深感台灣的政治結構不重視勞工線，且一般社會大眾對勞工議題也不重視，更使他產生一股使命感想為社會上的弱勢做一點事，也或許是他出身勞動階級，對於社會底層自然而然會付出多一點關心。 同樣地，基於同樣的理念，徐國淦投考政大勞工所，除了充實理論基礎等一般性理由外，更重要的是，他覺得在學術殿堂中，他可以更深刻地研究各種不同屬性的勞工問題，以及其權益如何維護。由於多年勞工記者的經歷，徐國淦還是研究所新鮮人就已經對未來研究計劃了然於胸， 且相當程度地反映到實務工作上，他告訴記者，諸如「媒體工會的問題」、「媒體工作者工作權的問題」、和「記者權益保障的問題」等都是他非常感興趣的，而其中，「藍領階級在網路社會中受到的衝擊」更是他特別想探討的議題，的確，這是科技社會最大的隱憂所在， 因為科技取代人工所帶來的大量失業率，勢必成為一國民生問題之所繫。 而對於現行的媒體環境，徐國淦認為媒體的記者結構對新聞倫理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政治記者的政治系背景、財經記者應財經系背景在媒體界生態中久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忽略了對記者的再教育，尤其是新聞倫理專業素養的培養，以致於部份記者常遊走於「遊戲規則」邊緣， 如果記者本身的道德自我要求不足、欠缺悲憫情懷，很容易就越了界，或更甚而「濫用第四權而圖謀不軌」，他說：「了解政治人物但下筆時卻多所保留，這樣的舉措無異於政客」。這時，記者的工作適宜性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畢竟，新聞工作是 一種社會良心事業，也應被賦予這樣的責任與定位。當最近「媒體對性侵害受害者之報導所造成的二度傷害」這樣的議題又再度被提出時，我們是否該再重新思索「何謂新聞專業」這麼一個雖嚴肅卻又不容忽視的議題。 由於自己一路走來迂迴曲折，對於傳播界普遍無「視人力資源為企業最大資產」的遠見，更遑論建立人才培訓制度這樣的深刻體認，徐國淦認為媒體應強化「記者在職進修制度」，讓記者可以在工作一段時間後，以半年或一年為期，得以留職停薪或全職全薪為後盾而為短期進修， 繼續充電，也唯有如此，才能為媒體企業注入活水。他提到新聞評議委員會就有每年提供給各報社三十個名額予傑出記者出國進修就樣的機會，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他同時也指出，一般企業不願建立人才培訓制度，甚或不鼓勵員工在職進修的心態不外是怕員工跳槽，所付出 的盡付流水，針對這種情況他認為企業建立一套「回饋報社的內規」，同時規定權益和義務就非常必要，不但可以讓老闆很放心地將員工福利付諸行動，同時，員工也能因此受惠，是一種互惠的良性互動模式，以長遠來看，一點都沒有不經濟的問題，反而能建立員工和企業主的信任感。 在目前媒體人才培訓制度尚未建立之際，徐國淦有幸能得到聯合報主管的支持繼續深造，往後，他也期許自己能善用在勞工所所學有關政經、人力資源、組織管理、勞工管理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回饋給報紙版面，也回饋給社會大眾。 圖說：跑勞工新聞，使徐國淦對社會底層有更多的關心與了解。（圖／本刊資料照片） {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