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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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一般記者寫完稿，先給採訪對象過目，再交領導審查，這是正常的作業流程。但是看在我們這一代報禁解除之後才踏入新聞界的台灣記者而言，滿腦袋的「專業理念」，因此對大陸採訪對象明示或暗示希望看稿的要求，實在恕難順從…… 九月二十一日集集大地震之後，多位大陸朋友打電話、傳真、E-mail來問候，我知道他們是很真心的，但是當時接到問候的心情卻「很奇怪」。奇怪的心情，恐怕對岸的朋友從我的回函中也看得出來。 一位北京新聞同業在地震當天發來e-mail，先是英文，然後原意再寫一遍中文簡體字，以確保我能讀到他的訊息。 「雪慧，給我發個郵件，告訴我你和你的的家人是否安然無恙，得悉地震消息我真的很擔心，希望不久後能在北京再見到你。ＸＸ 1999/9/21」我的回覆，也同樣用了兩種文字，只不過中文換成繁體字。 ＸＸ，「Thanks for your concerns. My family and I safely got through the terrible earthquake.不過，全台灣人的心都像地震之後的土地一樣，已經烙下深深的裂痕。傷痛使人變得成熟。年輕的台灣，年輕的我們，正在尋找新生的力量，重建家園。由衷謝謝你的關心。 雪慧1999/9/21」 另外一位年過耳順的師友及採訪對象，傳真到辦公室問候我和同事們，除了致意之外，最後提到一句「不論政治人物如何表演，大陸百姓的心是和你們緊緊相連的」。 地震震出兩岸新裂痕 我相信他真誠的心，但是他們的政治人物這時候竟然還繼續演出「一個中國」的戲碼，指台灣搞「地震外交」和「兩國論」。試問，作為一個台灣人，面對大陸友人的問候，這時我情何以堪？ 中國紅十字會給台灣匯來賑災捐款，並表示願意提供人力和物力協助救災是事實﹔但另一面擺在眼前的事實是，中共外長唐家璇趁機宣示對台主權，在聯合國大會感謝國際對「我國台灣省」的援助，連俄羅斯專機要來台救人，中共都拒開空中走廊，而後來中共外交部出面否認這項最初是由俄羅斯報紙刊登的新聞，同時卻指有關報導是「台灣一些人造謠」。 是誰在造謠？是誰在「政治化」？台灣地震讓兩岸關係出現新的、更深的裂痕，而且這道裂痕是烙在兩岸人民的心上。台灣人不稀罕中共偽善的援手，相對的，大陸人也很難接受台灣當局「只要錢」的做法。雙方原有的心結，這回更難解了。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去年十月的大陸「融冰之旅」結束之後說過一句話，一直讓我印象深刻，大意是，「兩岸交流十年以來，彼此之間還存在的是什麼？敵意，缺乏的是什麼？互信。」這句話對記者來說未必有太大的新聞價值，但是對一個需要以某種代表台灣的身分和大陸接觸的人而言，想必是最沉重又無力的親身體認。作為一個跑大陸新聞的台灣記者，辜先生的話與我心有戚戚焉。 兩岸特殊人與人關係 李登輝總統在今年七月九日講了一句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結果引發對岸抓狂，台海局勢再度緊張。八、九月間我輪派到北京蹲點採訪，正當北京的「文攻武備」宣傳逐漸拉高分貝之際，作為一個記者，在此非常時刻，更加感受到作為一個台灣人的「特殊」。兩岸特殊人與人的關係，那段時間幾乎是天天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我的工作與生活裡，記下幾個真實的經歷，也算是一個庶民的時代紀錄。不過套句對岸外交部常說的話，「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故事人物全部是隱姓埋名。 八月中旬北京報攤的報紙開始出現「台海戰雲密佈」的斗大頭條新聞標題，一時間各種攻台的言論，出現在街頭百姓的談話中。一位新聞同業說，他們在辦公室裡討論的新聞方向，已經不是「打或不打」的問題，而是「怎麼打」，大家談的都是比較軍事武器，和台灣比，也和美國比，要考慮到萬一美國介入怎麼對付。 一位「主戰派」的朋友，唯恐論戰傷及交情，先徵詢我的諒解之後，終於忍不住大談他的主戰因由。雖然他的言論和官方口徑相去不遠，但是從他嘴裡說出來，聽得出確實是他的心裡話。我發現，像他這樣從「對美戰略」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問題的人，在大陸還真不少，而且他們不是官員專家，只是一般大學教育程度的知識分子。 大陸人提到「戰爭」話題時的投入程度，對於過了半世紀太平生活的台灣人來說，如果不是親身體會，真的難以想像。北京報攤軍事雜誌琳琅滿目，書店裡闢有軍事戰爭的書籍專櫃。大陸的小孩上中學，開學第一件事不是到學校上課，而是到軍營裡接受七天全天候的軍事訓練，不分男女。國共內戰、抗美援朝、懲越戰爭，這些戰爭事蹟仍不時出現在大陸的電視劇和廣播劇當中，三十歲這一代人小時候還經歷過「全民學習解放軍」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對一般人來說，戰爭並不遙遠。 但是在台灣，戰爭好像只是關乎新聞、歷史、電影和電動玩具的事，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無關。即使中共的軍事演習大張旗鼓，台北街頭也很難聽到有人高談戰爭話題，我們更關心的是「Hello Kitty 買到了沒？」我在北京和一位同齡的女性朋友吃飯時，熱烈討論「還珠格格」之餘，語帶興奮地談到Hello Kitty，沒想到她一臉茫然想要搞清楚凱蒂貓的知名度，我特別做了「民意調查」，結果發現Hello Kitty在北京的名聲竟然只有日式百貨公司賣禮品部的小姐叫得出它的名字。相較於和香港朋友談起Kitty貓的熱絡情緒，我和大陸朋友之間的那種距離感隨即油然而生。 我不是個貓迷，也沒有那份為貓不睡的排隊熱情，但是那種純粹好玩的兒童遊戲心情，我覺得生命裡不能沒有。 兩岸特殊媒體倫理關係 再說和採訪對象的關係。大陸新聞媒體是官方的喉舌，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對傳媒的角色定位，無庸置疑（不過附帶一句，在市場競爭和體制轉換之下，「喉舌論」目前正面臨空前的挑戰）。大陸一般記者寫完稿，先給採訪對象過目，再交領導審查，這是正常的作業流程。但是看在我們這一代報禁解除之後才踏入新聞界的台灣記者而言，滿腦袋的「專業理念」，因此對大陸採訪對象明示或暗示希望看稿的要求，實在恕難順從。 後來了解大陸國情，嘗試換個角度看，又多了一種體諒的心情。在大陸那個強調「講政治」的社會，犯了政治錯誤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所以大家為了避免惹麻煩，講話最保險的方式就是審來審去、抄來抄去、引來引去。 因此，對我來說，拿捏尺度，便成為跑大陸新聞很需要學習的一件事。最大的顧慮倒不是怕得罪北京當局，而是得小心保護自己的採訪對象，但同時又必須精確把新聞發出去。大陸受訪者和台灣記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兩岸政治敵對的大環境之下，又顯得格外特殊。 大學時代，老師說過，「要先學習做一個人，再學習做一個記者」。可是跑了幾年大陸新聞，同時也在國內和香港跑過新聞之後，我卻發現，台灣那一套做人的道理拿到大陸未必行得通，同理，做記者也是。體認到這一點，就我個人而言，倒是工作之餘，意外的生命成長。 （作者為中國時報大陸新聞中心記者） {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