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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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地檢署負責偵辦國安局上校劉冠軍貪瀆案，由於部分關係人筆錄內容見諸報端，「為避免媒體繼續刊登其餘筆錄資料，嚴重影響案件後續偵辦及危害國家安全」，於是在十月三日上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搜索報社。 稍早，國防部高等軍事檢察署追查陸軍六軍團劉姓少校洩密案，傳喚獨家報導「中共軍艦出現蘇澳外海」、「第三作戰區漢光十六號演習」的記者作證未果，隨後則以無審判權為由移送台灣高等檢察署偵辦。在解嚴多年、政權輪替之後的台灣，這兩件「侵犯新聞自由」的「新聞」確實駭人聽聞、招惹非議。 不得立法侵犯？ 那麼，什麼又是「新聞自由」的具體意涵呢？國內報業津津樂道的所謂「新聞自由」，引據的常是一七九一年美國憲法增修第一條，通稱「第一修正案」中的「報業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 由於該條文字精鍊有力，直稱「國會不得立法」剝奪言論自由及報業自由，也不得確立國教、侵奪人民集會與請求救濟的權利，很容易讓人忽略美國兩百年憲政史上，無數個人、報業（以及後來的電子媒體）與少數信仰者，在一件又一件立法、行政及司法（包括聯邦最高法院本身）的「反動」個案裡，不斷奮鬥，爭取思想及表現自由的艱辛歷程。 根據Anthony Lewis所著《不得立法侵犯》所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第一宗「報業自由」重大案件，是一九三一年以五比四「些微多數」通過的Near v. Minnesota案。 當時，若非右傾的《芝加哥論壇報》發行人Robert R. McCormick敦請私人律師Weymouth Kirkland接下該案，並且說服冷漠的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共同聲明譴責明尼蘇達州立法「是對人民自由最嚴重的羞辱」，沒錢上訴的Jay M. Near，恐怕就必須接受明州法院勒令他所創辦《週六新聞》停業的命運。 其實，該案判決文中，還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任何事物……都無法避免某種程度的濫權，而這種情況最容易見諸報端……」；該案判決書還說：「在戰時，沒有人會反對政府限制媒體公布軍隊開拔或駐紮的地點和兵力」。一直到整整四十年後的「五角大廈文件案」，聯邦最高法院才認為：這類例外查禁報導的必要性，遠比歷來所想像的還低。 「報業自由」之釋義 我國憲法學者林子儀教授所著「新聞自由的意義及其理論基礎」一文，考察美國憲法實務與法學專論之後發現：該國法院向來都不嚴格區分「言論自由」與「報業自由」兩者之間的異同，一直到現代才逐漸在少數學者的鼓吹之下，開始重視「報業自由」擴及於所有新聞媒體的共通內涵，部分人士並且改以「新聞事業的特權」名之。眾所周知的「第四權」理論與所謂「知之權利」的觀點，則更進一步建構「新聞自由」的理論內容及其正當化基礎，在在緊扣大眾民主政治的制衡觀念與媒體的「（為民）監督功能」，具體表現出「工具性權利」的各項特質。 試擷選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報業自由」所為的詮釋精義，比對國內新聞界所津津樂道的美國憲法相關判決：「自由、不隨公權力搖擺、不受事前檢查控制的報業，是構成自由國度的本質要素，也是現代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者」（BVerfGE 20, 162, 174; BVerfGE 52, 283, 296; BVerfGE 66, 116, 133）；「其任務在於反映既存意見的多元性，並且參與意見的形成」（BVerfGE 52, 283, 296）。 從以上引句中可以發現，德、美兩國最高審判機關就「報業自由」所宣示的憲法釋義，一方面，固然呈現西方民主憲政體制之間相當程度的「普同性（univer-sality）」；另一方面，卻又各自凸顯實踐上的特殊經驗與省思。再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毫不含糊地指出：報業自由所具備的客觀秩序面向，將促使國家負起積極建構其內涵的義務，必要時應該採取諸如防制意見壟斷的有效措施（BVerfGE 20, 162, 176）。 反觀國內與「新聞自由」有關的司法審判實務，直接相關者只有大法官釋字第五○九號解釋。諷刺的是，在商業周刊前任總編輯黃鴻仁的聲請書中，明白提及「新聞自由」與美國憲法上有關「第四權」理論在我國的適用可能性，大法官在解釋文、解釋理由書，甚至兩篇協同意見書之中，卻都一概避而不予回應。 雖然如此，對於該號解釋所面對的兩件聲請案由，亦即：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護兩者之間的權衡判準，以及國家以刑事制裁為手段介入保護名譽權（因此處罰「誹謗」言論）的合憲性問題，大法官都能提出一套相當嚴謹周延的論理架構，並且贏得國內大報社論「擲地有聲」的一片讚揚。 或許，放下本位主義與奮起對抗檢警濫權的戰鬥姿態之後，報業將會發現：南方朔所謂的「政治父權主義」及「法律父權主義」，其實也可以套用在自己身上。 受制衡的「新聞自由」 從盛行於西方民主社會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觀點出發，言論自由或所謂出版自由、報業自由，都是發源於啟蒙運動所承襲的蘇格拉底思想，透過對抗羅馬教會與絕對王權的檢查制度逐步完成其（個人）「解放」的歷史發展進程。在這種認知背景下，英美自由主義者慣將檢查制度窄化為國家公權力篩選、防堵資訊流通的各種控制措施，認為在自由社會裡也只有戰時或緊急狀態才會被迫實施。 在這種「舊」檢查制度下，「新聞自由」將被理解為：報業及其他新聞媒體不受公權力機關直接監控，或不至於因各項事後懲罰手段進行「自行檢查」的「自治」領域。表面上，「新聞自由」看似政府無法介入的權力真空場域；然而，深入檢視其中篩選、分配資訊流通的管理暨營運機制，將不難發現處處佈滿各方權力牽引、制衡的明顯痕跡。 倘若從這個批判立場出發、進一步解構「檢查制度」強化既有「權力－知識」關係的深層意涵，將不難發現：曾幾何時，自由主義已經轉而成為指導西方國家「管理當局」的主流意識型態，進而以「客觀（科學）」、「進步（技術及其商業應用）」與「繁榮（經濟成長）」等尺度，透過「市場」機制「淘汰」、「調節」思想內容及其傳播方式，儼然發展成另一套無形無跡、卻又效率十足的現代檢查制度。換言之，閱報率、收視收聽率調查，甚至於更精確的機上盒（set-top box）收視紀錄、網站點觸及瀏覽紀錄等商業濾網，將全面接掌「資訊爆炸」的社會所迫切需要的資 類、控管與分配功能。 排除特權避免濫權 當然，國內各界這次普遍為「新聞自由」遭到侵害而怒吼，絕非無病呻吟或少數報團與政黨「設定議題」所塑造的媒體效果，而是數十年來新聞事業備受箝制，以至於資訊流通受限、公意無以形成的集體記憶，在檢方試圖透過搜索行動阻絕後續報導之際瞬間警醒，唯恐掙脫威權操控之後「獨立超然」的檢察機關，轉而成為另一個濫權操控資訊的新霸權。 但是，徬徨於繼國家而起的獨占企業、專業團體與新聞事業及其所投下的巨大陰影之間，市井小民又何嘗不怕這些「新貴」濫權？ 以民主法治社會的平權思想基礎看來，任何人遭受不法侵害都應該享有請求適當救濟的平等權利；在自由主義盛行的西方社會中，國家機關足以限制個人自由的各種強制措施，則更嚴格受到「正當法律程序」所拘束，縱使貴如法院、檢察官，在政府之中享有「獨立超然」的特殊地位，也不能任意越軌行事、踐踏人權。 至於獨占企業、專業團體與新聞事業，雖然分別擁有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各項「自治（權）」與「新聞自由」，國家機關因而無權過問其內部事務；然而，一旦危及基本人權，歐洲人權公約及不少民主國家憲法都要求依法排除「特權」所造成的各種危害。此外，各國憲法學界所周知的根本原理，首先就否定任何欠缺正當基礎的特權存在：即便贏得大選、掌握一時多數民意，也不得挾眾暴寡、抹煞少數或弱勢的基本權利。 在媒體輿論的影響下，多位立法委員於十月十六日持七十七人連署的釋憲聲請書，要求大法官確認媒體採訪及編輯人員，有拒絕提供資訊來源的作證權，以及與資訊來源有關文件免遭搜索的權利，以落實新聞自由的保障。 此舉固然給報業十足的「面子」，卻不免輕忽本身立法權限與義務。畢竟，大法官釋憲功能原在維護人民基本權利、釐清國家機關公權力應有規範，並非朝野立法委員的「法律顧問」。 以司法院大法官目前案件負擔沉重、人民行使釋憲權利往往緩不濟急，立法委員本身既可直接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更不應該浪費可貴的釋憲司法資源。預料將來大法官在審查程序中極可能不予受理，立法委員與其以盛大儀式共赴司法院遞交洋洋灑灑的一紙聲請書，還不如及早做好自己的「家庭作業」，除了徹底檢討修正刑事訴訟法之外，也早該促成延宕多時的「資訊自由法制」、「國家機密保護法制」完成立法。 （作者為政大新聞系副教授）{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