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中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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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陣子，在新聞學理及實務中常見的道德修辭—「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充滿台灣天空，主要是因為中晚及勁報相繼遭到檢調單位的「體貼照顧」，使得相關單位各自祭出這兩大致命武器，做為為己辯護或伸張正義的絕妙好辭。 「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的勢不兩立，自然是這類案子爭執不下的重要關鍵，在法律上制定一個彼此能接受的遊戲規則也是必要的思考方向，然而，除了這兩種論述的辯證外，似乎有必要探究隱藏在背後的複雜關係。 雖然，自由主義報業的觀點，口口聲聲要將自己定位在監督政府的看門狗（watchdog），扮演好第四權的角色。 不過，在現實的工作場域中，這樣的說法，有時只是尚待努力的理想，甚至是新聞從業人員自我背叛的承諾，因為媒體與國家（消息來源）的關係永遠像是舞會中的男女，各懷鬼胎、各取所需。國家需要透過媒體宣導政令，或者刺探風向、打擊政敵，另一方面，媒體也期待國家提供消息填充版面，甚至獲取獨家，兩者難分難離。 雖然如此，有時候國家與媒體利益需求並非對等互動，在某種程度上，國家機器具有較優的主控權。 傳統強調顯著人事物的新聞價值，為政府機關在媒體中建立了合法與正當地位，同時其越來越高明的公關手法與新聞服務，往往成為媒體時刻仰賴的對象。國家最具魅力之處在於掌握了無數的內幕與機密，成了媒體致命的迷幻藥，特別當媒體將追求獨家新聞視為一種不可放棄的價值或價格時，國家也因此抓住了媒體最脆弱的罩門，藉由機密消息的收與放，不但與媒體建立關係，並進而誘使新聞工作者為其服務。 因此，「國家機密」便成了國家與媒體維繫良好情感的關鍵，同時又如同變色龍般地遊走於國家安全的模糊地帶，甚至成為政府控制媒介的重要籌碼。有趣的是，國家的身份是多重與多變的，有時是機密提供者，有時又是捍衛國家安全的執法者，一會兒給你糖吃，一會兒又說你偷糖，角色變化之快速，讓媒體工作者永遠陷入不知是朋友還是敵人的疑惑，甚而被玩弄於股掌之中。特別當一個缺乏工會或專業團體奧援的孤立小記者，面對龐大國家機器精妙手段時，更顯無奈。 不過，媒體並不是省油的燈，只有挨打的份，當面對「國家安全」大軍壓境時，以為早已能盡情享受的「新聞自由」，此時儼然成為救命武器、神聖不可侵犯的專業價值，社會各界開始關心並運用起這個對抗國家迫害的最佳說辭。 然而，弔詭之處便在於此，新聞自由固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國家也不可玩弄兩面手法操控新聞記者，不過，「新聞自由」必須有所限制，不可無限上綱，更重要的是不能成為一種自欺欺人的口號。 事實上，要解決「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宿敵間的衝突，絕不是在關鍵時刻喊喊口號，或者制定相關的資訊公開法案便可解決，因為這只是阿Q精神或治標作法。 要緊的是，新聞工作者必須回過頭來反省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重新思考與國家機關的交往方式，同時也必須擺脫傳統新聞價值與獨家報導的迷思，否則，「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將會是永不落幕的道德戰爭。 （作者為傳播學生鬥陣成員，本文原刊於傳學鬥電子報第16期）{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