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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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司法記者六年多，我一直在和偏見作戰，總是處於選擇的掙扎中。 在歲月的磨練下，我的心得是，每一篇新聞報導都帶有記者的偏見；我的選擇是，讓自己的偏見站在弱勢的一方；說得宏偉一點，我心中的一把尺是泛稱的「人權」。 第一次被告的經驗 民國八十二年大學畢業，考進自由時報，栽進司法新聞之中，在業界，我被稱為社會新聞記者，精確地說，我是司法記者出身。第一年，因為是新聞界大菜鳥，職場上的新鮮人，所有的想法都是害怕自己被漏新聞，害怕自己沒表現，所以沒有任何反省能力，也因為非新聞系科班出身，我第一跤就摔得鼻青眼腫，被一群律師控告涉嫌誹謗。 鴻源破產案開庭，我報導投資人在法庭外指控監察人的說法，雖然當時有請報社的財經記者配合監察人的平衡聲音。但不管是哪裡出了漏失，隔天見報，只有我撰寫的指控一方的說法。於是十多位律師就控告我涉嫌加重誹謗，想當然耳，我嚇壞了。我以被告的身份站在台北地檢署的偵查庭中，看著高高在上的檢察官問話，事後經過協調，大律師們手下留情同意撤回訴訟，但這次的被告經驗，事後來看，對我其實是很好的。 我學會了一些事情，除了在往後的報導中，小心求證和務必平衡報導外，就一個司法記者來說，我能感同身受被告在偵查庭中的心理壓力和失常表現，而感受到檢察官的巨大權力的同時，讓我清楚地認為「權力應該要被制衡」。 司法很專業，但記者的天職就是發問，所以我愛問，在了解司法人的想法和解釋後，然後從司法為人民存在的目的去檢視是否合理。很多司法新聞都有兩造，在個案中，理論上雖有原告和被告，事實上，法庭中只有法官和被告，因此在法庭開庭和審判新聞中的兩造，不是原告和被告，而是法官和被告。 因為法官在法庭中是老大，是掌控一切的決定者，被告注定是弱勢者，我的選擇就是站在被告的立場，來看法官的開庭，所以刑事訴訟法有關無罪推定的原則，以及身為一個人就該有的權利，讓我認為在未被判決確定有罪前，被告應該只是個嫌疑人。既然罪犯都該有基本人權，被告的人權更應被保障和尊重。 選擇站在弱勢這一邊 反映在司法個案報導上，我特別會去報導兇法官開庭的實況，並且一五一十地寫出來，因為我認為法官職司審判，若證據讓法官相信被告有罪，法官就在判決結果上顯見，讓被告受到相當的懲罰，但是不該泛道德化地去責罵被告，法官沒有罵人的權利。也因為如此，我曾被懷疑是在修理特定法官，但日久見人心，有沒有為記者個人的私利，久了就會知道。 我在報導司法政策面時，當法官遇到的是法院院長、司法院等司法行政體系時，我的選擇是站在弱勢的法官一邊。基本上，我認為司法院向來並不真心尊重法官，充滿著官僚體系的長官和部下文化，但我認知中的司法真諦，司法應以審判為主，司法行政應只是在輔佐審判，很高興前司法院長施啟揚了解並提倡此一觀點，但做官的扭曲心態，卻依然可見。 因此，我樂意報導法官協會的改革訊息 ，當前司法院某一級主管針對法官過重的工作量可能對法官健康造成危害的議題，大言不慚地公開說出「人總是會死」時，我很清楚地把他說的話寫出來，不是我在修理這個官員，是他在羞辱自己，而這樣的人就是司法院的某位高官。 如果院檢辯應該是鼎足三立，則太多的司法新聞是來自於政府機關的檢方和院方，一盤散沙的律師界顯然較少被關注。但從民眾的角度來看，民眾打官司最依賴的是律師，既然要改革司法，當然律師界不可缺席，因此我會願意聽律師的聲音，並且主動去報導律師界內部的訊息。若有機會，我會去提醒民眾如何去選擇一個好律師當訴訟代言人，因此我被司法記者圈認為是和律師界比較友好。 是非難辨 生命無價 我讓自己的偏見落在生為人該有的權利上，所以我的選擇是站在相對弱勢的一方，但對於事情的真相，每一件個案的真實，我卻沒有把握。我總是無法確信自己的新聞報導趨近於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很難對事情下定論，說誰對，誰錯，也因此，我也認知到自己不適合從事審判工作，那對於我是個非常大的責難。 因此，對蘇建和三死囚案，我到現在都還是無法下定論，究竟真相是什麼？一位資深記者斬釘截鐵地告訴我，這三個人鐵定有犯案，很多法官告訴我，前法務部長馬英九做了最壞的示範，未在最高法院判決死刑確定後執行，使案子一拖再拖。但是也有人權團體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不斷地在為三死囚奔走，我沒有辦法選邊。 我的選擇是，人的生命無價，二名被害人被殺害是很可悲、很可憐的事情，但如果三死囚真的是無辜的，則這個案子執行後將會有五個人冤死。而法院的確定判決並無法說服大家，這個確定判決已極盡審判調查之能事，且獲得十分之十的肯定，否則最高檢察總署不會提四次非常上訴，但正義在那裡？我不知道。 身為司法記者，本質上很沈重，所以我決定讓自己去歷練不同的領域。現在我主跑台北市議會，基本上，我同樣又在繼續我帶有偏見的選擇工作，或許直到我不當記者的那一天，並祈禱自己的報導有益於他人的，多過於傷人的。 （作者為自由時報市政組召集人）{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