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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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不安，很多因素會被指為亂源，包括國民大會、立法院、政黨，以及媒體，都曾經榜上有名。這兩年，抨擊媒體為社會亂源的聲浪更為升高，媒體人面對這種指責有何感想？媒體經常叫政治人物要自我檢討，當媒體面對社會的指責時，是否也應該做一番檢討，特別是此刻媒體界也已經深受失業潮的威脅。也許，我們該好好思考，是否有該檢討之處？媒體到底該如何為自己定位？所謂平衡報導的標準是什麼？更重要的是，事實真相的定義又是什麼？ 資深且權威的媒體人 目前擔任台北時報執行主編的勞倫斯．艾頓（Laurence Eyton）居住台灣十五年，先後擔任過China News的編輯、社論撰稿人，倫敦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駐台記者、台灣事務分析家，以及東方日報、亞洲週刊雜誌的駐台記者。他不是新聞科班出身，但以他在英國倫敦大學哲學系所受的嚴謹邏輯訓練，使他對事物的分析格外深入而縝密。他的報導也深獲國外媒體信任，許多國際媒體對台灣的資訊經常都引用他的報導。 在2000年總統大選前，艾頓做了一系列的總統大選分析報導，其中一篇標題為”Lee era fades, and consensus with it”（李登輝時代的消褪，共識隨之消褪）的報導中，他已經預言，不管是誰當選，都將因新總統政治地位上的相對弱勢，而使下一波的改革因黨派的爭論而陷於困境，一切又會退回到1990年代的所謂共識問題上打轉。現在看來，他的預測果然準確，新政府的改革果然陷入困境，政治上果然一片混亂。 台灣的媒體尚未解嚴 除了政治分析，他對台灣的媒體又有什麼看法呢？艾頓的看法相當悲觀，他認為台灣要有真正的媒體自由，恐怕是二十年以後的事。台灣已經解嚴了，怎麼說還沒有真正的媒體自由呢？關鍵就在於媒體心態。 艾頓指出，英國與美國的媒體文化發展比歐陸各國都早，英美的資深媒體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清楚媒體在法律上的權利，包括政府及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也都清楚分際所在，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環境都有一個共識。因此，如果政府企圖控制或影響媒體，必定遭受來自整個社會的壓力。 但是，台灣就不同了。在十二年之前，台灣還沒有所謂新聞自由。目前台灣的資深媒體人都是在戒嚴環境中培養出來的，現在台灣雖然已經解嚴，但是這些媒體人尚未從戒嚴的箝制中解脫出來。在已經沒有媒體檢查的狀況下，仍然繼續在內心做自我檢查，導致媒體報導仍然存在戒嚴時期的意識型態。因此，在版面上呈現出來的，是對大中國的認同，是對新政府的反感甚至仇視。 艾頓指出，台灣的媒體心態尚未解嚴，可以從許多現象中觀察出來。例如，統獨主張在媒體的曝光率，他估計統派的曝光率約為55％，獨派約為45％。照這種比例分配，應該是有55％的民眾支持親共立場。但是，台灣社會真的有這麼多人支持親共論點嗎？他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他的依據是，當前總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時，當時的民調顯示，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民眾表示支持。再以族群比例做分析，台灣的外省族群約佔15％，如果再加上10％的台灣本土居民支持親共立場，加起來也不過25％。這樣的社會民意與版面分配比例，顯然並不平衡，因此，艾頓認為，台灣的媒體仍在戒嚴時期的大中國意識中自我戒嚴，形成了顛覆事實的現象。 媒體在心態上做自我檢查，但是，有同時進行自我反省嗎？艾頓認為，媒體應該牢記「自由意志不容侵犯」的定律。無論是媒體或任何人，都不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文字），去壓制他人的意志。有關台灣自主權的問題，統一並不是唯一的選擇，對於國家自主權的主張，任何人都有充分發表的權利，這是絕對不容侵犯的。他很感慨地指出，如果台灣現在不是這麼自由，如果還在戒嚴時期，某些報紙的親共言論其實已經足以用叛國罪議處。 在他的敘述中，可以很明顯感受到，他的感慨來自台灣政府已經給予媒體充分的自由尊重，可惜，媒體本身卻不能跟上自由開放的腳步，仍然自困在戒嚴時期的邏輯思考中。 不過，他對外省人的統派思想倒是頗能諒解的。他指出，外省人支持統一主要源自文化情感，認為台灣的文化源自中國，一旦切斷這條臍帶，將會傷害到文化的母親。 這種情感矛盾也曾發生在其他國家。例如美國、紐澳和英國的關係，雖然在政治上已經完全獨立，在文化上的聯繫卻遲至今日，仍然有人難以割捨。那些反對切斷與英國關係的人，就是在心理上認同英國的文化，認為英國產生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文學家，他們的文化很偉大。雖然他認為這只是情感上的盲目崇拜，是非常不理性的，卻仍然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不過，在理性上，他則認為一個國家的發展，如何盡快找回自我與自信是刻不容緩地，本土化畢竟是必要的趨勢。 令人疑惑的台灣媒體思維 台灣媒體環境與歐美各國不相同的另一個現象是，歐美的讀者會以媒體的選購行為來表達對該媒體立場的支持或反對，在台灣則不然。就他的接觸，許多台獨立場鮮明的人，所訂閱的報紙卻是強烈親共的媒體。這個現象讓他覺得很莫名其妙，或許這也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台灣現象之一吧？ 前不久，有一則外電新聞指出，丹麥政府依據歐盟的協議，將拒絕發簽證給台灣總統陳水扁，丹麥的在野黨及媒體則引經據典駁斥政府的說詞，認為丹麥政府引據失當，不應該拒絕讓陳水扁總統到哥本哈根領取國際自由聯盟頒發的國際自由獎。 相對於國外媒體的查證功夫，艾頓認為台灣媒體對國外資訊掌握的能力表現還有待加強。以最近各界討論熱烈的國民黨黨產問題為例，艾頓指出，國民黨黨產的處理，在國際間早有許多模式。東歐各國的共產黨當年也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取得龐大黨產，最後也都以各種形式放棄了黨產，回歸與其他政黨平等的地位。因此，國民黨黨產的問題，可以有許多討論方向，而不是侷限於在野黨與執政黨各說各話的層面。 至於，朝野吵翻天的三通問題，他也有另一個角度的思考。他認為三通確實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但是陸委會擔心中國以軍艦偽裝成商船或漁船進犯的顧慮是幼稚的，更應該思考的是，台灣在中國的資金到底有多少？ 他舉以色列的例子，以色列強國環繞，大家都想毀了他，如果以色列的資金都投注在阿拉伯，現在早已經沒有以色列這個國家。和德國納粹對抗的捷克，是遭盟友英、法出賣而割讓西部國土。在遭到出賣之前，捷克還有能力對抗德國。但是，若是捷克的資金都投資在德國，則不必等人家出賣，早已被自己賣了。因此，在國際間，除了盟友並不可靠之外，和敵人建立依賴關係，是更大的荒謬。 另一個思考的角度 大多數外國媒體在台灣並沒有派駐記者，艾頓是少數常駐台灣的外籍記者，他敏銳的觀察與豐富的資訊蒐集，已經使他成為國際媒體間的「台灣專家」。他的許多觀察與思考角度，不見得會獲得每個人的認同，但是不可否認，他的很多思考角度是我們平常比較少觸及的。當土石流肆虐，許多人說是大地反撲。當媒體也遭受失業潮淹沒時，該用什麼理由解釋？或許，我們也該學習更多向的思考，想辦法提升媒體在社會上的正面功能。 艾頓的觀點不見得是金科玉律，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看看別人的思考，或許也可以給自己一些靈感，給自己一些刺激，從這個角度來看，艾頓的觀點應該還是有參考價值的吧？ （作者為前台灣時報記者） {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