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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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美國東岸遭受恐怖攻擊的煙塵未散，太平洋彼岸的台北市隨即傳來五十年最嚴重水患的消息。從網路上中文電子報看到的新聞，極盡所能地形容這場豪雨如何地空前絕後，因此台北盆地要不淹水也難。報導說，這是天災。 但是在東森新聞報的線上留言版，我們看到一則有趣的媒體分析（綠島，2001）。他指出在類似的事件上，媒體的評判標準，會因為政治人物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中國時報》在陳水扁市長任內的溫妮颱風水災事件中，曾經以社論毫不留情地嚴詞批判當時的北市府與中央政府：「（中國時報，1997）都市型災情其實只有一個原因：財團在山坡地的不當開發，破壞水土於先，政府排水工程管理不足，錯誤於後，等到災難來臨時，全民遭殃……明明是防洪排水處理不當、人為管理疏失、水土保持不良、山林保育不落實、環保工作粗率等問題的總和，才造成的結果……是的，這不是天災，這是人禍！」 而今年九月二十二日針對馬英九市長治下更為嚴重的水患，《中國時報》社論卻一反過去的犀利筆調，將水患責任從排水工程、災難應變等問題的肩上卸下，把行政責任放到「最低層次」，突然「宏觀地」關照起全球氣候暖化的問題：「（中國時報，2001）解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其中所牽涉者，可能包括層次最高的全球氣候變遷、溫室效應所導致氣候、水文等的改變，到中層次的台灣整體河川整治、山坡地管理、都市規劃、社區開發、環保評估、防洪措施等，再到較低層次的災變應變措施與行政協調、建物營建管理，如配電管線設置等。這中間每一個環節都是環環相扣的……」 同時，一位在《中國時報》工作的記者，則針對報社主管任意扭曲記者文章、以個人主觀意識修改報導，發出了抗議信。他指出，馬市府團隊先是傲慢地視〈災害防治法〉各級通報體系規定為無物，之後又自相矛盾地指責「中央不顧北市」。而記者的客觀報導，卻被改寫成一篇攻擊特定政治人物的偏頗文章（黃如萍等，2001），明顯表露出報社高層袒護馬市府團隊的心態。他說，如果陳水扁市府團隊出現類似情況，「恐怕連『草菅人命』這樣的罵名都會出來」。 為何《中國時報》能夠出現如此「報格分裂」的現象？為何一個自封為「第四權」、「政府監督者」的媒體，會對特定的政治人物偏愛不已？ 「鐵弗龍」雷根與「小白鴿」馬英九 美國前總統雷根在任內，被主流傳播媒體封為「偉大的溝通者」。例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說，他是「戰後最擅長溝通的白宮主人」；《時代雜誌》則寫道，雷根這位「偉大的溝通者在對美國人民發表談話時，就如同小村鎮的村長對村民殷殷垂詢」，令百姓如沐春風。 若是雷根真的如同媒體形容般，言行能夠廣被黎民、風行草偃，那麼他任內的個人聲望必然如日中天、無其他總統可以匹敵。但是美國傳播學者金恩（E. King）與薛德森（M. Schudson），比照戰後美國歷任總統的個人聲望民調資料，發現他的個人聲望並沒有比其他人高出多少，甚至還偏低——上任後第一個月的個人滿意度是55%，是艾森豪總統以降的戰後五任元首中最低的一位；上任兩年半之後的滿意度為42%，在五位總統中只比卡特為佳，同樣吊車尾（King & Schudson, 1995）。而他首任總統後期聲望下滑，更令人質疑：如果雷根的溝通技巧真的能打動美國人民的心，為何聲望不升反降？ 金恩與薛德森點出其中的奧妙之處。雷根的確具有過人的溝通技巧——但那可不是針對美國人民，而是針對華府的媒體記者與政治菁英。他們指出，華府的記者圈已經形成一個封閉的小團體，他們倚賴對政治菁英的面對面採訪，絕少接觸非菁英階層；同時他們也很少蒐集其他資料，即使在報導中引用其他資料，大部分也是引述其他記者過去的報導。雷根深知其中三昧，因此他溝通的主戰場擺在國會與媒體，一般人民充其量不過是個次要戰線。 在雷根的溫暖照拂下，華府記者圈的確買帳，致力擁戴這位偉大溝通者。主流媒體對於雷根的「護主有功」，使當時民主黨籍的科羅拉多州眾議員施蘿得（P. Shroeder）形容雷根是「鐵弗龍總統」（Teflon President），所有對這個「鐵弗龍不沾鍋」的相關批評與攻擊，根本發揮不了作用、一點也不留痕跡，雷根仍是完美無瑕。 同樣的「鐵弗龍」效應，也發生在馬英九市長身上。所有相關批評與攻擊，經過記者與媒體高層這道「守門人」的關卡之後，就自動脫落。台灣的媒體從業人員戲稱這為「馬英九不能玷汙的『小白鴿現象』」。當然，馬英九市長的民調聲望一向居高不下，這點與雷根並不相同。不過，撇開台灣民調的可信度不談，根據媒體報導，馬英九的個人施政滿意度在水患前後，已經從原先的七成五左右，降到了六成上下。這樣的落差，看來並未顯現在馬英九的媒體形象上。另一方面，比照陳水扁市長任內的施政滿意度，同樣出現令人不解的現象。陳水扁市長任內的個人滿意度，也大都維持五成以上到七成左右的高檔位，卻怎麼不見媒體的厚愛？ 如同金恩與薛德森的分析所顯示，問題的核心在於馬英九對於新聞界的「偉大溝通能力」。一位媒體工作者在電子郵件中說道，「馬英九最厲害之處是媒體公關做得太好，從報老闆到跑線記者」，無一不包；因此相同的情況下，如果是對記者與報老闆公關能力較差的陳水扁市長，「早就被萬箭穿心」。 記者是誰的「看門狗」——人民或是政客？ 中時報系在納莉水患中對馬英九「小白鴿」異乎尋常的偏愛，在網路上引起多方圍剿後，《中時晚報》社論主筆群之一的馬維敏，為此在《中國時報》論壇版中專文反駁。他說，批評中時報系偏袒馬英九的其他政治人物與政黨，過去本身也是「小白鴿」、也從其中獲利，所以沒權力批評媒體（馬維敏，2001）。造成「小白鴿現象」的原因很複雜，其中當然包括黨派、族群等因素……「小白鴿現象」絕非始於今日，也不會終結於馬英九……過去十幾年來，黨外、民進黨、新黨、親民黨不都曾經是小白鴿？……至於現在那些義正辭嚴批判、鄙夷「小白鴿現象」的政黨、政客或媒體清流，不久之前自己不也曾經享受過「小白鴿現象」的特權，或者曾經是製造「小白鴿現象」的輿論工廠？ 暫且不論過去的反對派政治人物是否曾經讓中時報系如此厚愛（大多數人可能無法贊同這個說法），一位資深媒體工作者如此為媒體脫罪、將責任推到所有政治人物身上，更顯現出新聞界封閉在自我的菁英階層中、無法反映民意的事實。與華府記者相同，台灣的政治記者圈也故步自封在小圈圈之內。因為能夠、也只願意直接接觸政治菁英，他們根本聽不到人民的聲音。因為他們日常的人際網絡限制，讓他們錯認報紙的讀者群只有三種：受訪的政治菁英、報社的長官、相同採訪路線的記者同業。當個人魅力十足的「讀者」馬英九與他們的關係如此親密，記者下筆時會如何取捨？同時，當報社高層長官與馬英九在政治意識上如此契合，記者下筆時又要如何取捨？而報社高層又會怎樣決定稿子的取捨？ 更重要的是，政治記者的同儕，以及參考的資料與對象，也是其他的政治記者。克勞斯（T. Crouse）在觀察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政治記者百態的專書中，生動描述了政治記者如何亦步亦趨地跟隨大牌記者的意見與步調，完全沒有個人的獨立思考，所有報導不過是一窩蜂（Crouse,1973）。同時，就像金恩與薛德森所說，政治記者不僅不接觸一般人，就算引用資料，也是引用其他記者的資料而已。這樣的政治新聞與媒體，還剩下多少空間可以扮演「政府監督者」的角色？ 水患的災後重建：公民參與的新聞學 在政治公關時代下，多數的政治記者在環境限制下，失去了新聞專業的能力，媒體也喪失了「第四權」的功能。美國傳播學者凱瑞（J. Carey）就指出，傳統新聞學假設媒體是人民的「看門狗」，因此賦予媒體記者「新聞自由」，並錯把討論焦點集中在記者身上、而不是一般公民的參與。但在如今私有化浪潮與新傳播科技的衝擊下，政治被「脫口秀化」、成為眾多商品之一，不再是「公共」議題，政治新聞也變成媒體記者與少數菁英關起門來玩的遊戲。所以，傳統新聞學已經不合時宜，它所指導下的商業媒體，更成為民主政治的絆腳石（Carey, 1995）。 這次水患下的台灣媒體表現，顯露出傳統新聞學的脆弱；同時，透過審查鬆散、傳布快速的線上留言版與電子郵件，也提供了我們一點點微弱曙光。部分《中國時報》記者的抗議，無法在報社內獲得「平反」機會，卻在網路社群的討論中形成了一股輿論力量；無法從主流媒體獲得資訊、宣泄不滿的人民，透過四處轉寄的電子郵件，看到迥異於主流媒體的訊息。新媒體給我們一個小小的希望，透過它們，公民可間接地參與媒體、發出聲音。 但我們當然不能天真地以為，網際網路就會是全部問題的解答。因為，網路社群形成的壓力與訊息，並沒有扭轉主流媒體已然造成的傷害，更還沒有達到大多數人民參與的目標。記者團體乃至一般閱聽人團體的發揮集體力量，以及善用替代性媒體來「包圍」主流媒體，是我們在這次水災中看到的可能出路。在水患之後，我們期待新聞學的「災後重建」——將新聞自由從少數媒體與政治菁英手中解放、回歸到一般公民身上的新興新聞學。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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