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驚爆點】

SNG才是李登輝下台的元兇?

────從三一八中央黨部抗議事件看台灣媒體政治文化

文/王右君


「時空壓縮」是數位時代最鮮明的特徵。SNG轉播就是當前媒體現象中最極致的表現。

 當時差消失,空間的距離感也隨之而去,人們不再藉由物理空間理解自我的存在,其世界觀亦產生深層變化。無庸置疑地,媒介在這場數位革命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數位科技改變傳播媒介的形式,而形變後的傳播媒介則改變人類文化的樣貌。媒介不只是訊息,它改寫歷史發展的路徑,尤其在這個零時差的數位傳播時代。

SNG讓客廳變現場

 SNG(Satellite News Gathering)的新聞報導模式,正是速度終結空間的極致表現。即時現場連線報導,對於閱聽人而言,至少有兩層意義。即時,代表未經後製,Seeing is believing,其真實感遠勝於傳統的晚間七點新聞。現場,而且是即時的現場,使事件更加迫近閱聽人,兩者之間的距離,僅在於沙發與電視機之間。

 換言之,觀眾透過電視攝影鏡頭,間接且即時參與了事件的發生;當美國國會為柯林頓性醜聞案進行彈劾表決時,CNN的全程現場轉播,令全美民眾化身為陪審團,共同參與了這場判決。

 現場畫面的真實感與迫近感,令觀眾的觀察者角色有了微妙的變化。如前所述,閱聽人是形式上的參與者,在許多持續發生的事件中,甚至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實質的參與者。

 這種真實的迫近感與速度的邏輯,讓媒介更加侵入真實世界;當我們回顧某些政治事件或社會運動時,或可提出這樣的思考:在SNG車成為各個新聞頻道的標準配備之前,事件的結果會否不盡相同?甚至,如果少了媒介的關照,或許根本不會發生。三月大選後李登輝在示威聲中草草辭去國民黨黨主席一事,提供我們檢視這個問題的一個機會。

SNG為事件加溫

 三月十八日晚上,開票結果顯示陳水扁在本屆總統大選中勝選後,約計千名的宋楚瑜支持者陸續集結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及李登輝官邸前示威抗議,要求李登輝下台,TVBS的SNG車率先報到,東森、民視等各家有線新聞台亦相繼進駐。此時,李登輝應為敗選負責辭去黨主席的議題尚未浮現,以聯合報為例,第二天的報導乃以「李登輝下台」為標題,內文則以擁宋群眾不滿敗選結果聚眾抗議為旨,位置被安排在六版中央,篇幅不滿五百字。

 十九日,群眾人數增加到數千人,自稱在看到電視報導後才趕到現場關心的新黨立委謝啟大,帶領群眾喊出國民黨要改革、李登輝應為敗選立即辭去黨主席的口號,事件的議題開始出現輪廓,群眾的抗爭行動,也從聚眾滋事進入政治運動的層次。在各台SNG車全程守候、每節新聞均連線報導下,國民黨當日下午召開臨時中常會,李登輝表明將於九月總辭。是夜,台北市長馬英九應群眾要求來到現場,上台率眾高喊國民黨要改革,成為國民黨內第一個公開呼應群眾訴求的人。翌日相關新聞登上報紙頭版頭條的位置。

 二十日,持黨證要求改革的聲音頻頻出現在電視新聞中。警方在中央黨部前執行數次強制驅離行動,各台連線報導均以近距離拍攝的警民衝突畫面為焦點。立院國民黨次級團體新台灣問政聯盟公開呼籲李登輝為敗選負責,以陳學聖為首的二十二名黨籍立委連署要求黨主席、副主席和中常委立即總辭,並進行黨內改造運動。若干地方黨部亦出現以反李為訴求的抗議行動。黨政高層同日暗示,李登輝可能提前於五月二十日卸任總統後即擇時下台。

 二十一日,二十位黨籍大學校長及教務主管聯名呼籲李下台。警方擴大封鎖範圍,群眾繼續集結。SNG車堅守崗位。

 二十二日,國民黨高層決定提前在二十四日召開臨時中常會,李登輝將在會中辭職。

 二十四日,李登輝宣佈辭職。抗爭行動結束。SNG車從現場撤退。

 從爆發到結束,一場「不流血的政變」僅僅花了六天的時間。速度,是造就效率的動力。在各家SNG車以搶在第一時間到達為職志的前提下,每一個整點至少一次連線報導的模式,縮短了新聞更新的週期,也縮短了訊息接收者醞釀反應的時間,結果是,事件起落的進程也隨之縮減。

 在此案例中,是速度,令集體情緒得以迅速推到最高點,甚或我們可以大膽推論,是速度,決定了李登提前輝黯然下台的命運。

 讓我們換個方向思考吧。假想事件發生在沒有SNG的時代,觀眾最快也只能在當天的夜間新聞獲知消息(遑論三台時代,該事件很可能「沒有發生」),然後在隔日的午間、晚間和夜間時段看到後續發展(儘管號稱二十四小時新聞頻道,無線新聞台通常只會在三節重點時段更新內容)。新聞週期的延長,一方面令被攻詰者在得到時間緩衝之餘,做出適當的回應,另一方面,它也和緩了觀眾的激情。於是,社會的集體情緒便在一再加溫、冷卻的消磨中漸漸淡去,最後失去力量。如果閱聽人依賴的消息來源是報紙,情緒沖淡的速度會更快。

 在議題建構的過程中,重複出現的現場畫面增加了事件的濃度,亦放大了議題的重要性。一場參與人次不過數千的活動(遠比不上當年的五二○農運,也比不上近年的四一九教改大遊行),轉瞬間成為全國、甚至世界的矚目焦點,可以想像,李登輝在這六天之中是如何輾轉難眠。他所面對的,不只是數千名在中央黨部吶喊的群眾,而是兩千一百萬雙透過SNG鏡頭二十四小時監視的眼睛(至於台灣以外的,就更算不清了)。

主觀鏡頭強化觀眾認同

 Gaye Tuchman在"Representation and News Narrative"(1978)一文中,分析西方的新聞工作者如何藉由鏡頭的遠近塑造中性的視覺語彙。鏡頭越迫近新聞人物,其觀點便更傾向主觀,觀眾與鏡中人物的關係也越親近。

 以遙遠的公共距離拍攝示威群眾,和以人際距離拍攝抗議民眾的身軀,兩者之間的效果不會是一樣的。就觀眾對人物的認同感而言,後者自是強過前者。有別於西方新聞工作者盡量與事件保持距離以維持中立的作法,本地電視記者向以衝鋒陷陣表現認真與專業,於是,在這場抗爭行動的新聞呈現上,一張張街里百姓的臉孔以特寫鏡頭與電視觀眾短兵相接,當他們在警方的灑水驅離中四散或是高唱李登輝下台時,身為台灣尋常小民的一員,不管贊不贊同他們的主張,都很難感到事不關己。

 現場連線報導,讓電視觀眾找到一個即時投射情緒的空間;看在國民黨青壯輩的眼裡,則是一個可以伺機參與演出的舞台。赤裸裸的抗爭畫面,為他們行動做了最好的背書。媒體操作的格式化,令他們的發言和動作,一如預期地出現在新聞內容中。再一次,媒介成了政治人物最有力的工具。

 Lang 和 Lang(1986)於長期觀察美國媒介與政治發展間的關係後指出,美國的政治活動,在經年累月暴露於電視鏡頭之際,其腳步與風格,早已針對電視節目製作的方式做了調整;直言之,這些活動可說是為了上電視而存在。電視對事件的關注,最終將改變事件的本質。反觀國內,立院群架已非新聞,民代在議事廳內表演行動劇也成常態,政治人物的演員性格,當不亞於八○年代的美國政壇,他們所訴求的,何嘗不是媒介關愛的眼神。我們可以如此預期,經過這次事件的洗禮,台灣的政治文化,將朝向媒體新科技的特質,再次經歷質變。

 誠如James Carey(1989)在提出儀式傳播觀時所言,閱聽人從新聞中看到的,是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和演出的社會角色,新聞不是資訊,而是戲劇。那麼,越是衝突的情節,越能誘發社會成員的參與,也就越具新聞價值。在SNG的邏輯裡,沒有畫面,就等於沒有新聞。為了凸顯議題,政客配合電視台作業製造即時畫面的機率會越頻繁,影像的激情程度也會越深,而訊息的複雜度則相對遞減。結果可能是,當政治活動順應新科技的膚淺性進行再規格化之際,閱聽人執行政治抉擇的基礎會越傾向非理性。

 然而,SNG所帶來的影響不一定是負面的。畫面比議題重要、即時又勝於後製的價值觀,令新聞的去中心化成為可能。只要能夠提供夠精彩的即時畫面,地方新聞的重要性不一定亞於中央。這一點,從電視台大費周章報導媽祖遶境活動可以得到部份印證。對於地方政治人物而言,這種媒介特性,正是將地方議題推上全國性檯面的力量。

 如果收視率會說話,以下這份數據或可為本文所主張的因果關係做若干佐證。收視率向居專業新聞台第四的三立新聞台,在十八日晚間事件發生之後即持續予以長時連線報導,並且率先在主播台旁開框全程播出現場畫面。這種處理方式令該台十九日當天的總收視率大幅攀升至一○二.五六%,僅次於TVBS-N的一二八.一四%。高收視率象徵著民眾對事件關注的程度,SNG所帶來的高收視率,則說明觀眾如何樂於即時參與這場全民運動。而這股熱情,說是瓦解李氏王朝的動力來源,應該也不為過。 (作者曾任記者,現為中山大學傳管所研究生){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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